來自「1989」進入《1984》

六四之後，在恐懼和絕望的氣氛下，在欲望和權力的誘導下，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仰慕有權有錢的人。他們越來越不在乎普世價值和道德觀，人們開始遺忘、邊緣化、嘲笑爭取自由的鬥士和良心犯。這裡我們看到了歷史的悖論：倖存者成了殺人犯的幫凶。最可怕的暴政，不是鎮壓反抗，而是讓你不知反抗、不願反抗、甚至自願去維護的暴政。

壹、「中國奇蹟」和「中國模式」

自1989那年起，中國已讓全世界震驚了至少兩次。第一次是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第二次則是中國的「經濟奇蹟」。

實際上，經濟奇蹟和摧毀民主運動兩者是息息相關的。沒有1989年6月3日及4日的大屠殺，就沒有中國奇蹟。「最有諷刺意味的是，六四後中國進行的權貴私有化經濟改革，在道義上無疑是最無恥、最惡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卻可能是最容易見效、最容易成功的。六四屠殺徹底剝奪了人民的發言權。中國的私有化正因為沒有民眾的參與和監督，就變成少數官員直截了當地把公共財產據為己有。官員一下子成為資本家，私有化改革一步到位。在加上高壓政策造成一種相當穩定的投資環境，吸引了大量的外資。」有個說法在民間流傳，據說是中國經濟學家劉力群說的話：「槍聲一響，變偷為搶。」中國共產黨以六四血腥屠殺為「私有化」、「市場化」和剝削鋪路。這是毛澤東那句有名的「槍桿子裡出政權」的延續，中共也相信「槍桿子保政權」。

1978年，中國身處在毛澤東殘酷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政治動亂和經濟崩盤的一片狼籍中，為了存活，中共不得不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然而，在持續推行市場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同時，政治改革卻停滯不前。中共從沒打算要放棄權力壟斷。

中共有許多可引以為豪的成就：扶貧、城市化、世界貿易組織（WTO）、高鐵、火箭、互聯網、人工智能、諾貝爾獎、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一帶一路、中國製造2025戰略等。正如我們能從「績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一詞所看到的，中國的「經濟奇蹟」事實上成了中國政權的物質基礎及很大程度上的心理基礎。幾乎所有中國國民的生活水準都獲得了顯著的改善，而且他們對未來的發展都懷抱正面、樂觀的期待，這解釋了為何中國人民遵從現有的制度。然而，如我之前提過的，經濟發展不能取代政治合法性。在當今世界，政治合法性只能來源於國民通過政黨競爭和自由選舉而做出的選擇。事實上，經濟發展甚至連「證成性」（justification）都做不到，因為中國這種沒有法治和民主的畸形經濟發展，難以避免地會對社會及經濟本身造成許多問題。

中共以中國的經濟奇蹟邀功，甚至將之歸功於「中國模式」，企圖向全世界推銷「中國方案」。他們還創造了像「北京共識」、「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花俏的術語。中國奇蹟真的這麼偉大嗎？光鮮的表象背後有什麼？中國模式值得學習嗎？

改革開放不是來自共產黨的恩賜，而是來自它的罪惡。如果不是因為毛澤東時代閉關鎖國的計劃經濟、群眾動員式極權主義、汪達爾主義（vandalism）和反智主義，根本就沒有什麼必要推行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政策背後的推動力是為了救黨，而不是為了讓中國成為一個憲政民主國家。沒有小崗村村民和勇敢的改革派的反叛，就不會有改革開放。聲稱「中共養活了十多億人口」的官方政治宣傳既無恥又無根據。真相當然是，是人民餵飽了不斷壓制和破壞市場競爭、劫掠人民財富、剝奪人民基本自由的黨和政府。

貳、「中國奇蹟」的陰影

這些是中國的經濟奇蹟背後的事實：

中國高速經濟發展的基礎，實際上建立在官商勾結───菁英集團的瘋狂掠奪。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是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一個美麗的別稱。它帶來巨大的收入懸殊和社會不公，也嚴重地破壞資源、並以極快的速度摧毀環境。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中國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在2008年創下的0.491的新高後，在2017年達到0.467。根據學術機構的評估，中國的基尼係數在2010年達到0.61，遠高於全球認同的可能引起社會動盪的0.4「警戒線」。中國不僅是全世界最不自由的國家之一，也是其中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

很多人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一點：中國的「低人權優勢」是造就其經濟奇蹟的主要因素之一。眾多的廉價勞工、可憐的薪資、最少的福利和惡劣的工作環境；強行徵地拆遷；獨立工會、公共抗議和罷工被禁止；勞工缺乏與資方和政府談判的力量；拖欠工資；官商勾結、司法腐敗等等，都大大地減低了中國商品的成本，給了中國商品極大的價格優勢。「中國製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滿世界，世界各地的資本潮水般湧進中國。」沒有一個尊重基本人權和社會福利，保證國民的集會自由和投票權利的國家能複製這樣的優勢。強制拆屋、礦場意外事件、黑磚窯、勞改營、絕望的上訪者、農村留守兒童、法外拘留、富士康員工自殺潮、關閉勞工非政府組織、拘留勞權人士等等。中國的經濟奇蹟可說是建立在無數中國工人的血汗、死亡和所受的屈辱之上。荒謬的是，中國政府將經濟成就歸功於所謂的「中國模式」，並向世界各地兜售。如果所有國家都採用「中國模式」，那就不會再有「中國奇蹟」了；反之，整個世界會因為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而被複製成中國的樣子。

當局明目張膽的掠奪已帶來嚴重的環境破壞、生態惡化和社會腐敗。在政治恐怖、思想控制、審查制度和洗腦的多重影響下，中國社會充斥著犬儒主義、拜金主義、消費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學術、知識、文化與藝術的發展受到很大的傷害。在摩天大樓和高鐵的背後，是文字獄、防火長城、集中營、污染、豆腐渣工程、有毒食品和有毒疫苗、癌症村、愛滋村等等。表面的繁華背後，是生態、環境、道德和精神的崩壞，這些將會對中國的未來造成更深更廣的毀壞，即使在中共倒台之後其影響還會延續。

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奇蹟的一大功臣，然而中國政府卻違反了許多當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所作的承諾，違反國際人權標準，還進行不公平競爭。竊取知識產權、強制技術轉讓、操縱匯率、政府補貼、非法傾銷、海外洗錢、商業間諜活動、網絡攻擊、收買及滲透媒體、封鎖互聯網等行徑已引起西方社會的警戒與反彈。

中國的經濟奇蹟並未帶來政治自由或開放的社會，反而讓中共大幅度地加大其控制和壓制的力度。中國的崛起不是中國人民的崛起，而是中共的驚人崛起。住在中國的人不能上谷歌、臉書、推特、YouTube，他們也沒有保護自己的家園或土地的權利。他們沒有言論自由、宗教自由，也沒有投票的權利。在經濟崛起和科技發展的加持下，中國正加速邁向加強版的「歐威爾《1984》」。

參、坦克後遺症

據說在中共出動人民解放軍鎮壓1989年春天開始的抗議活動的四十天前，鄧小平說過，中共願意「打死二十萬人，來換取二十年的穩定！」

中共以坦克和機關槍進行了一場蓄意的屠殺之後，中國人一直處於我所謂的「坦克後遺症」中。憤怒與恐懼轉化成沈默，沈默化為漠不關心，漠不關心演變為犬儒主義。洗腦、扭曲的市場經濟和政治貪腐營造了瀰漫的消費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

六四之後，在恐懼和絕望的氣氛下，在欲望和權力的誘導下，幾乎所有的中國人民都仰慕有權有錢的人。他們越來越不在乎普世價值和道德觀，人們開始遺忘、邊緣化、嘲笑爭取自由的鬥士和良心犯。這裡我們看到了歷史的悖論：倖存者成了殺人犯的幫凶。最可怕的暴政，不是鎮壓反抗，而是讓你不知反抗、不願反抗、甚至自願去維護的暴政。

然而我們也知道坦克人的存在，那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形象之一，他代表的是中國人民的勇氣與希望。六四精神啟發了一些維權人士，反抗運動從未停止過。中共為了實現一個歐威爾式國家，已經遭遇抵抗，也必將遭遇抵抗。但是當一個高科技極權國家已形成時，任何的反抗運動都能被輕易消滅。

肆、高科技極權主義

史無前例的「高科技極權主義」正在中國成形中。中共利用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先地位，更全面地實施對中國社會的極權監控。中國的防火長城、社交媒體、大數據、電子商務和現代通訊科技讓中共能更輕易地監視人民，如邊沁（Jeremy Bentham）所提出的圓形監獄（panopticon）───在那裏沒人知道他們是否被監視或何時會被監視，但被監視的可能性始終存在。互聯網是中共用以審查、進行政治宣傳和洗腦的有效工具。人臉識別、聲紋識別、步態識別、DNA數據庫和生物識別標籤，都讓中共的全方位監控越來越高效和嚴密。在山東，中共利用VR（虛擬現實）技術檢驗黨員對黨的忠誠度。「社會信用體系」便是一個可能超越了歐威爾想像的可怕例子。市場調查公司IDC最近預測，中國的公共監控鏡頭將持續增加，並在2022年達到27.6億台。人均兩個監控鏡頭，這還不包括隨時能被中共以數碼方式徵用個人電信設備內的監控工具。

在中共自1949年開始建立，並在過去七十年裡不斷加強的傳統極權監控機制裡，發展出令人驚駭的「高科技極權主義」。中國的網絡化維穩手段、秘密警察、黑監獄、網絡水軍、黨煽動的民族主義情緒、對媒體和互聯網的監控、洗腦、針對維權人士的大逮捕和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這些都讓我們領教了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高科技極權主義。

伍、西方放任與助長的中國歐威爾式制度

恰好是三十年前，在中國發生了兩件事：和平民主運動和血腥屠殺。世上所有民主國家起初都譴責發生在北京天安門的屠殺，嚴厲批判中國的獨裁者，支持被捕入獄或逃亡中的六四民運人士。但沒過多久，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西方領袖卻再一次以紅地毯、熱切擁抱和國宴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屠夫和獨裁者們。

在美國，兩大政黨的領袖皆避免與北京絕交。在中國政府派軍鎮壓學生領導的抗議活動，導致成千人死亡後才不過十七天，時任美國總統老布希（George H.W. Bush）就寄了一封密函給鄧小平，之後又派特使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進行一項秘密任務──到北京與鄧小平會面。

到1991年時，老布希政府已減緩或解除多項與六四相關針對中國的制裁。1994年，柯林頓總統領導的美國政府更新了中國的最惠國地位，並將貿易與中國政府的人權紀錄脫鉤。2000年初，柯林頓建議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為了確保國會通過這項法案，波音、微軟及其他好幾百家美國製造商和農業企業花了逾1億美元遊說國會議員，他們宣稱「中國正在通往西方式民主的改革路上」、「經濟發展將促進中國的政治改革」、「互聯網的普及將把新聞自由帶到中國」。最終他們遊說成功；2001年，中國獲得PNTR，並獲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針對人權與貿易脫鉤一事的激烈鬥爭中，西方企業打敗了人權組織。在中國的經濟發展登上經濟全球化的快車道後，西方公司收穫了豐富的回報。之後，中國獲得機會主辦奧運會（2008年的北京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博覽會、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等多個重要國際盛會。沒有任何國家杯葛這些活動。儘管是全球人權狀況最糟的國家之一，中國仍一而再地當選成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員國，中國政府甚至還囂張地操縱該理事會，違反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所闡明的聯合國人權準則。

西方企業和國家以利益掛帥，漠視普世價值作為平衡因素的必要性，放任中共的擴張和暴行。許多西方公司和跨國企業幫助中國政府建立審查和監控系統。譬如，思科系統公司（Cisco）就提供設備和訓練，協助中國打造及加強其防火長城。北電網路（Nortel Networks）、微軟、英特爾公司（Intel）、Websense等科技公司也在防火長城項目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在中國國家安全機關的要求下，雅虎提供用戶信息，讓中國政府得以確認至少四位中國作者的身分。雅虎提供的資料最終成了定罪的重要證據。為了能夠重回中國市場，谷歌設計了一個稱為蜻蜓計畫（Project Dragonfly）的搜索引擎，能過濾所有中國不喜歡的信息。很多西方銀行聘請中國高官的家屬為全職顧問。這些僅僅是西方企業與專橫政權進行的腐敗交易的冰山一角。

在西方參與、金錢和科技的幫助下，六四屠殺後，中共不但安然渡過了被全球孤立和制裁的短暫時期，還建立了一個日益強大、殘暴並逐漸擴散至全球的極權主義政權。今天，中國要求重寫一套新的國際準則，企圖構建新的國際秩序──在這新秩序下，法治能被操縱、人的尊嚴被貶低、作惡者逍遙法外、得意洋洋的各獨裁政權則沆瀣一氣。

陸、中國長長的手臂

若仔細觀察，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模式」真正的特點。在中國模式下，經濟發展的代價是昂貴的：人權被逼讓步、社會充斥貪腐與不平等、環境被破壞；以審查制度和政治宣傳對人民進行洗腦；以國家暴力壓制反對的聲音和活動；還有，利用貿易、外交和海外滲透來維持國際社會對中共一黨專政的偏袒。簡而言之，中國模式是「盜賊資本主義」加「高科技極權主義」。

崛起的同時，中國在國際舞台愈顯其侵略性及對全球自由的威脅。中共的域外法律和政權黑手以多種不同方法向外伸展，譬如，綁架異議人士、書商、維吾爾族人、商人等身在海外的難民。中共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耗資鉅億的一帶一路、在南中國海的侵略行動、對他國發動的網路攻擊和諜報活動及「千人計劃」，制度化地進行盜竊、賄賂和政治宣傳。

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CSSA）、孔子學院、校友會、同鄉會、商會等組織都受到中國大使館、領事館或統戰部的控制或指示。胡佛研究所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政府已消滅了幾乎所有駐美國的獨立中文媒體。在歐洲、亞洲、非洲、大洋洲等其他地區，獨立中文媒體的命運甚至更差。

海外民運人士和異議份子也逃不出中共的魔掌。他們在中國的親人會被恐嚇、逮捕或扣留。也是美國永久居民的著名民運人士王炳章，2002年在越南被綁架，之後在中國被判處無期徒刑。2015年10月，瑞典籍出版商桂民海在他於泰國的公寓被中國秘密警察綁架。失蹤三個月後，他突然出現在中國官媒，並被強迫認罪。他在被扣留了兩年後獲釋，但幾個月後他再次被帶走，而這次竟是發生在瑞典外交官們面前。桂民海的合夥人，持有英國護照的香港居民呂波，於2015年12月30日在香港被綁架。至少六名為自由亞洲電台工作的維吾爾族記者的數十名家人因為他們的報導，遭受中國報復而被拘留。西藏人、維吾爾族人、法輪功成員和中國異議份子，在墨西哥、阿根廷、印度、泰國、加拿大和美國，被中國大使館雇用的人騷擾、肢體攻擊。紐西蘭的安-瑪麗·布萊迪（Anne-Marie Brady）教授在寫了一篇引發廣泛關注有關中國政治干預的報告後，2018年2月她放在家裏的電腦被人偷走，同年11月她車子的輪胎被洩氣，而她在中國的同事則被帶去問話。

中國政府已幾乎撕毀了對香港許下的「一國兩制」承諾；換句話說它正在違背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中國透過貿易歧視、假信息、媒體滲透、多次威脅對台灣發動軍事侵略，介入台灣政治。中國也違反一項於2016年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做出的仲裁決定，威脅對菲律賓開戰。中國肆無忌憚地以阻止獨立非政府組織發聲、懲罰民運人士、騷擾及恫嚇聯合國職員和專家、阻止聯合國通過某些決議或削弱其效力，以及與擁有最糟人權紀錄的獨裁政權合作等方式來操縱聯合國的人權機制。

▲ 中國政府從未放鬆對社會與國民的審查、監視與支配。如果說中共從六四事件學到了什麼，那就是中共應不惜一切維護一黨專政。

柒、中共從六四吸取的教訓

絕大多數學者和政治人物都曾相信，擁抱市場經濟和全球化，會促進中國國內的自由與民主化；但事實並非如此。恰恰相反，今天的中國比1989年的中國離民主自由更遠。經濟力量和高科技大大地強化了中共對中國的控制，中國正快速地奔向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

人們熱衷於討論中國的崛起，然而以驚人的速度粗暴崛起的其實是1921年成立的中共。住在中國的人不能上谷歌、臉書、推特、YouTube；他們也沒有保護自己的家園或土地的權利。他們沒有言論自由、宗教自由，也沒有投票的權利。在中國，連「小熊維尼」都被禁。無數中國人享受不到新鮮空氣和乾淨的水。數以萬計的人權衛士、律師、異議份子、記者身陷囹圄。有些政治犯死在牢裡，包括2017年去世的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人權運動家的家人被株連、提倡人權的非政府組織被關閉。酷刑、強拆、強迫失踪、冤獄遍地。法輪功成員、西藏人、基督徒及其他宗教團體皆遭受嚴酷的迫害。高達一百五十萬名維吾爾族人和其他突厥語穆斯林被中共送進新疆的集中營。這不是「中國奇蹟」或「中國夢」，而是中國夢魘。

然而世界習慣了一廂情願地期待中國進步。中國實施市場經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允許菁英們通過虛擬專用網絡（VPN）上網，還批准了數十項國際人權條約。那為何中國沒有邁向自由民主，卻走向了《1984》？

在討論中國政治的現況時，我們應記住一件事：中共並不代表中國或中國人民的利益。其最優先的考量是讓一黨專政永續，從而維護那些在一黨專政下享有特權者的利益。

1980年代開始，中國的經濟成長、全球市場、法律專業和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給了維權組織和獲得充權（empowered）的公民社會一些空間。然而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從未放鬆對社會與國民的審查、監視與支配。如果說中共從六四事件學到了什麼，那就是中共應不惜一切維護一黨專政。當黨察覺到公民社會開始獲得更多資源和影響時，它會採取行動加強控制。但是過去幾十年來，所謂的「中國模式」——我稱之為「盜賊統治加高科技極權主義」——將中國不斷地推向一個全面危機。它帶來了廣泛的官員貪腐問題、官民衝突、生態災難、宗教迫害、在西藏和新疆的種族仇恨和集中營。

最重要的是，已有跡象顯示中國已無法從人口優勢、廉價勞力、全球化收割更多經濟紅利，相反的那些經濟紅利已開始減少。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成長正在減速。解決中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危機的方案只有兩個──或放鬆監控力度並建立法治和民主制度，或加強壓制。中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當然從根本上說，這是加重危機而不是解決危機的邪路。

另一件中共從六四吸取的另一個教訓是：它需要警戒西方意識形態的影響對一黨專政造成的威脅。這是為什麼中共除了在國內監控信息，也嘗試控制海外的華人社群。中共長期以來成為幾乎每個獨裁政權重要且真誠的支持者。它一直向全球的獨裁者輸出壓制國民的科技、經驗和監控模式，嚴防和摧毀任何民主化的努力。中共的目標是不惜一切維持該黨對中國的統治，所以它採取行動確保國際環境有利於中共的安全。

於是中共統治下的高科技歐威爾式國家，日益成為對普世價值的緊迫威脅。多位學者和專家不得不承認，美國過往對中國奉行的接觸政策（policies of engagement）是失敗的。把今日的中國比喻為1930年代的德國並不是毫無道理的：絕對的一黨專政、民族主義政治宣傳、資訊審查、個人崇拜、宗教迫害、集中營、秘密警察、全面監控、排除異己、快速的經濟與軍事成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野心勃勃的全球計畫等。儘管兩個政權之間也有許多差異，兩者之間的相似點卻多得驚人。自由世界可以，而且必須從歷史中學到教訓。面對一個強大、野心勃勃的極權政權時，採取綏靖政策（以「接觸政策」之名），不會對安全、自由或永續繁榮有任何貢獻，只會導致極悲慘的人道災難。